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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象数、占卜、哲学等层面如何实现功能统一
发布日期:2024-10-14 10:52    点击次数: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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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参考按:

一本典籍,向来不止一个主题。对主题的延展,可上升为对其性质的探讨。《周易》的性质是什么,它是一本怎样的书?有关这个问题,历来都有争议,有人说《周易》是一本历书,其时位观念套用了历法;有人认为它是一本占卜书,“贞”即是占辞留存的不二例证。也有人说《周易》是一本政治书,讲社会形态的,有鲜明的忧患意识;还有人说《周易》是一本历史书,当用“以史证易”的方法研究它内在的关联,才不违背其时义。不过,历代易家说的最多的,莫过于“推天道以明人事”这一主题。

诚如刘述先教授所言:《周易》象数、占卜、哲学等层面之间是可以互相矛盾冲突的。换句话说,《周易》的几种主题是难以统一的。如“象数理占”四大主题,在不同的时代各有侧重点。汉易重象,魏晋时代的王弼重理,宋理学家重图说义理,邵康节等又重易数。清代易家,象占数理,雨露均沾。民国易者杭辛斋等人又将“象数”合二为一。但要将《周易》诸多性质融为一炉(做到功能的统一),站在平行的层面探讨问题,恐怕只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才讲得通。简单地讲:《周易》诠释时代,阐释生活即是“仰观天文,化成人文”的具体体现。

《周易》的生生哲学,同样出自“天人合一”的范畴,如此,《周易》变成了诠释时代的书,但要知道,《周易》与科学、自然学科等,只有共性可言,如果说某某自然科学源头在《周易》,或者用《周易》诠释量子力学原理等,无疑是不可取的。这就好比《说卦》逸象,有些不合时宜的,有违常识,该删减就删减。在笔者看来,“生生之易”是《易》的纵向延伸,是诠释时代的哲学,自然是可取的。但易数分家、固本培元,强干弱枝的大原则还是要坚守,如此这般,用《易》阐释时代的路子才能行稳致远。

以上算是笔者学习刘述先教授《我的一点想法》一文的一点浅见与感悟,旨在分享,望专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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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点想法

刘述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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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刊(《周易参考》)出版已经三年,对于《周易》研究的推动不遗余力,作出了贡献,谨致祝贺之意。承邀对于贵刊未来发展的方向作一笔谈,我也就利用这个机会,简单地表示一点自己的意见。

有关《周易》的著述数量可谓汗牛充栋,而内容则是五花八门,彼此之间不免有相互矛盾冲突的地方。学者如果掌握不到定盘针,就会迷失在汪洋大海之中,找不到方向和出路。

七十年代初,我在一篇讨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英文论文之中,提出了一个论旨。我认为在《周易》之中,包含了四种不同的符号显示:

(一)神秘符示,(二)自然符示,(三)宇宙符示,(四)道德形上符示。这四种符示分别表达了《周易》之中所包含的四种不同的思想层次。在《周易》发展的过程中,这些符示恰正是依照着这样的次序不断开展出来,神秘符示先出,道德形上符示后起。然而它们既形成之后,却可以同时并在,也可以互相参差,乃至走回头的道路。简单说来,《周易》最早是一部占卜的书,预设自然与人事之间有某种神秘的关连。接着人们乃有可能由《周易》的一些卦象得到启发,发明一些器物与制度。然后对于整个宇宙形成一种看法,提倡一种生生的宇宙观。最后才收归自己,得到道德形上的内在体证。

这样占卜属于第一个层次,象数属于第二个层次,哲学则属于第三、四个层次。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矛盾冲突的。譬如荀子便说“善为《易》者不占”,王弼则尽扫象数,程伊川也说与邵尧夫同里巷数十年,几乎无话不谈,就是不谈《易》。由此可见,要在《周易》的几个不同层面之中寻觅实质的统一性,是没有可能的。我们不能期望,《周易》研究做到那一天,就会得到大家完全同意的结果。然而当代文化哲学家卡西勒却发展出来了崭新的功能统一的观念。他在《人论》一书中指出,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不同的文化形式虽然在实质上无法统一,却都使用符号,而显示了功能上的统一性。我借用他这个观念来应用在《周易》研究之上,乃发现“天人合一”的理念贯串在《周易》的四种不同的符示之内,而显示了功能统一的特色。

由功能统一的观点,我们可以由宗 教神秘的观点研究《周易》,也可以由数理科学的观点研究《周易》,更可以由哲学义理的观点研究《周易》。彼此的观点角度不同,恰正可以造成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当然也不排斥有人可以发展出对于《周易》的统观,把不同的层次加以适当的定位,而由整合的观点来研究《周易》,进一步以一种现代的方式来发扬《周易》内部所含藏的生生而和谐的信息。

从以上提出的祝域来看《周易研究》,我觉得在过去三年之中它所做的工作以及所走的方向与我的想法是暗合的。它开出了《经传研究与易学史》、《<周易>与文化》、《<周易>与自然科学》、《大众易学》、《书评与信函》、《信息与资料》等诸栏,都是十分恰当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哲学义理的专栏,它不应该附属在历史或文化的专栏之下。历史所着重的是过去历史的真相的保存,文化所着重的则是义理本身的讨论与阐发。故此管见认为似应增辟《〈周易>与哲学》一栏,不只有的文章收在这一栏之内可以收到正名的效用,而且可以鼓励学者作哲学义理上的开创而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以上所说,很明显的决不是对于《周易研究》的批评,毋宁说是对于它的进一步的期望。并衷心祝福它在未来有一个更灿烂光辉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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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述先(1934-2016),生于上海,原籍江西吉安,笔名音衍,台湾大学哲学硕士,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东海大学、美国南伊利诺大学。自1974年起,应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之邀到中大任职并主持系务。1981年,辞去南伊大教职,正式应聘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迄1999年荣休为止。著有《中国哲学与现代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的探索》《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等。

(文章摘自《周易研究》,1991年第1期,7-8页;作者:刘述先;原题:《我的一点想法》;文题系编者刊文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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